电视上重看Regarding Hen那个时期的香港国语片是延伸大陆乡土意识的产物。甚至后来崛起的李翰祥、张彻，他们的作品也都没有剪掉连接文化母体的脐带。胡金铨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在聊天中劝他拍中国人物传记片，包括他潜心研究的老舍。金铨是有文化历史感的文人导演，未必适合拍摄小桥流水的张爱玲，肯定可以驾御风雪夜归的舒舍予。

我不认为乡土感情和忧患意识是艺术创作和警世文章的不二源头，我只觉得文人艺术家不可能在心如浮萍的游移状态中经营出有叶有根的烛照人性之作。物力多屈的农业社会里，人人也许应该相信文穷而后工之说；现代人必须培养的倒是自我磨砺而不存怨望的广阔怀抱。苏东坡贬官流寓之后功业渺茫，诗文的风格竟然更为神明变化，正是他“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胸襟使然。此点当年未归人《海外东坡》一文演绎甚详，发人深思。东坡把心摆在便民之事上头，在儋耳劝农劝耕，修桥放生，放下官架子逍遥田间与农妇闲话；上元节与老书生数人步月，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欣然，竟不厌烦，三更始还；海南缺药，千里写信求人寄药来施给病人。他画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米芾问他：“何不逐节分？”他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样清拔的思路，当不是书斋中未曾入世的书生所能体悟。

Regarding Henry的律师Henry洗心革面之后会去过怎么样的生活，观者各作推想，不必兴起“娜拉往哪里去”的文学悬念。白寿彝说，《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约用了两千二三百字，而用於写决策的过程就佔了一千六百字光景，可见Henry的故事，关键在於他返璞决策的过程，不在於他决策后的际遇。写《通鉴》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无效，政治上受排斥，在洛阳投闲置散，才拿出全副精力去修《通鉴》。后来政局改变，新法罢黜，司马光当上宰相，六个多月就死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